第一天教书的感受

     我曾被问到第一天教书的感受。

     老实说，我非常害怕，因为我没有为做老师作任何准备。在此之前，我先是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英国做短期的罗德学者，接下来又去了巴黎，和生活在那里的老一辈作家们一起学习写作。

     1964年，我回到美国，决定到公立学校任教。那时我对教学一无所知，从未学习过任何教育课程。

     不到三个礼拜，我就被安排到罗克斯伯里的一所学校，这里的学生似乎对校长和许多教师充满敌意，并且一触即发。严重时，一些学生被带到地下室进行惩罚。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让微笑重新回到这些表情阴郁的面孔上来，我竭尽所能，几乎使出了自己个性中所有的表演才能。

     但是，我并没有“马到成功”。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孩子依然对我保持着抵制态度，直到那年年末，还有两三个孩子从未真正从内心接纳我。但我确实发现多数孩子似乎是信任我的。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喧嚣和杂乱指责他们，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可原谅的。

     还有，因为我总是倾向于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告诉孩子们，却尽量用一种不让他们灰心、沮丧的方式去做，尽力从看似不可能的不幸境遇中找出些许幽默或是可笑之处。

    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孩子们对某事的兴趣，让他们从中找到快乐的感觉和对未来的期待，就像神秘花园一样迷住他们。

     如果教师一定要讲授那些可以影响学生基本知识结构的课，最好等到自己和孩子们建立起信任和亲密无间的友情之后，再开始这些课程的学习。这也许需要教师以一种相当微妙的方式和学生们坦诚相见，告诉他们你本人对这些必修课程的想法。教师和学生可以对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讨论，有些规定要求孩子们必须遵守。

     孩子们认识你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亲密的情感关系已经萌芽了。没有什么课程、什么规定、什么大把的“守则”或是什么强加的规章制度能够替代这种情感关系。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在《大疫年日记》里，笛福讲了一个风笛手的故事。大疫流行期间，一个风笛手被误认为是染病的死者，几个掘墓人用车把他拉到城外。“终于，”他写道，“车子来到了掩埋尸体的地方。”风笛手醒了，从车上稍稍抬起头，大声喊道：“嗨！我在哪儿？”

     他把掘墓的人们吓了一跳，笛福写道。但是，镇静了一下，一个掘墓人说道：“哎呀，我的天哪！还有人……没死！”另一个人大声问：“你是谁？”风笛手回答：“我是一个穷风笛手。我在哪儿？”“你在哪儿？”那个人反问，“怎么啦，你在运尸车上，我们正要把你埋了。”“但是我没死呀，是不是？”风笛手说。笛福接着写道，他的话“让几个人笑了起来”。

     我走访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一些公立学校时，遇到过许多坐在教室里的和小风笛手一样的孩子。他们通常是最难教的孩子，他们对老师粗鲁无礼、横加指责。教师会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孤立那个孩子，将他无限期地留在老师和同学的关注范围之外。

     几乎每个新教师都会在班上发现这样一个孩子。同样地，几乎每个新教师都会努力地应用一些在师范专业中学到的知识来帮助他。如果能够经历这么一段，他从开始对老师不加掩饰的冷漠到后来愿意在本子上记录一些从前拒绝透露的事情，新教师都会觉得由衷的快乐。

      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错误地假设，一个从一开始就对你怀有敌意的孩子，或是郁郁寡欢、情绪消沉，对教室里你周围的一切都持沉默或者讥讽漠视态度的孩子，就没有求知的欲望。如果我们愿意投入时间和创造力，就能改变他们看似坚不可摧的观念。

  在把学生归类之前，教师应该尽量做到耐心，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因为他们从一个年级转换到另一个年级，有时是永远无法逃脱的。“这就像一个陷阱，对孩子们来说，进去要比出来容易得多。”

     以高度惩罚性和评判性为特征的标准化考试，常常被那些宣扬在教育界实行市场竞争的人大肆推销。因为，公立学校私有化将给投资者带来利益。教育产业“被迫”向私有企业开放了。

  本就不多的一点点教学急需的资金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雇用营利性公司在学校里进行应试培训。许多特许学校和越来越多的平民区公立学校正在转为私人公司经营。教师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一个长期、精心选择、得到良好资助、旨在把公立教育彻底私有化的计划的一部分。有一天，教师将成为“企业”里的一名员工。学生也不再被视为“我们教育的孩子”，与我们关系密切，得到我们的关爱，相反，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委托人”或者“客户”。

     这种情形很严峻，也很可怕。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公立学校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挣多挣少的问题，我们在公立学校中努力服务，不仅仅是为自己买入什么，我们买入是为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区、州以至国家的利益。承担着它们所面临的一切严峻挑战和各种不平等待遇的公立学校，是一种有着内在合理性的手段。诚然，公立教育体制内的许多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合理性，他们用一些匪夷所思的规定来瓦解公立教师的忠诚。但不可否认，为了能让更多孩子接受教育，为了它代表着过去几代美国人以及现在多数美国人所热切信仰并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我们应当重视公立学校私有化带来的的后果。

     我很喜欢叶夫图申科的诗：“向孩子们撒谎是错误的。向他们证明谎言是真实的也是错误的。不要原谅你意识到的任何错误。错误将反复出现、继续发展。将来，学生们不会原谅我们原谅了那些事情。”

     我一下子能想到的是三个巨大的谎言。

     第一，教科书谎言。书上经常写，当出现巨大的非正义事件时，我们国家的管理体系会通过司法程序予以纠正，我们可以相信法律的崇高。然而，纽约市的教师们常常和我谈起州政府对正义的阻挠，对学校的打压。为什么不告诉孩子们这些事情呢？我们有义务让受教育的人理解这个民主还是发展中的民主，如果他们不能掌握各种技术来发挥一个公民应有的积极作用，在斗争中把进步带入他们未来的成长岁月，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将永远无法改变。

     为了让这类问题的提出更加不偏不倚、公正无私，教师们应该想办法给学生提供更多反面资料，使他们有机会真正而非象征性地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资料包括大量历史资料，现在的期刊论文，电视上播放的有力度的评论观点的录音带，以及法庭听证会的文字记录，等等。再根据这些资料设计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并可加进学生的考试内容，根据这些资料对更熟悉的教材中的真理进行分析，使学生能够对这些真理和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加以比较。

     教师们不应该试图隐藏自己的思想，在将其定义为自身信仰的时候，这些思想应该是透明的。这样，孩子们就可以据此去判断或挑战教师的言论。

     在班上和孩子们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我的孩子们在课上分成两派，毫不掩饰地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学生双方精神抖擞地调动自己的一切知识来捍卫本方观点。无论辩论中的多数孩子最后都去了哪里，至少他们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摆脱了消极的常态。

     有时，某个或是一群和我意见不同的学生变得非常活跃，以致到了失礼的地步，我从没感到这是对我个人的冒犯。每当这时，我都非常高兴，他们这种对立的心态让我甚为欣慰。我知道他们在思考。

     第二，勉励性谎言。当我们要求学生们齐声重复“是非成败皆由你”的时候，这种谎言无情地告诉那些条件最差、资助最少、隔离最严重的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他们学业上的成功或失败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自我决断和个体的坚持不懈，而外部世界（如州长、学校董事会）在阻碍他们求学方面并没有施加任何影响。难道教育制度对于儿童的未来和成长就没有任何影响吗？难道纳税人也不发挥任何作用吗？难道国会、法院和地方议会在这些孩子求知机遇范围内，对于规划孩子们将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就没有任何责任吗？这似乎也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应该由“他们”而不是“我们”来负责。这显然推卸了许多可能十分珍贵的、我们认为是国家应该从长计议的义务和责任。

     人们听任这些孩子自己去和这些极具危害性的理念进行斗争，即认为与富有的白人孩子相比，他们一次次的失败完全是因为自我性格中内在的缺陷，或者是一种文化遗传——缺乏意志力、缺乏基本动力和正常的渴望，或者是因为他们智力上存在缺陷。

     年轻教师该寻找直接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制订一个教学计划，对联合起来对付学生的令人忧惧的不平等进行清晰阐述，不但不会伤害他们的信心，反而还会坚定他们的决心，激发他们的斗志。赋予孩子们坚强的意志，不仅可以通过激励他们在校努力学习，而且可以通过培养他们未来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潜能来与这些不平等进行斗争。他们会从小事做起，逐渐成长壮大为能够撼动美国社会道德良知的力量。

     第三，职业导向学习的谎言。这个谎言要求10岁左右开始申请初中或者是13岁左右申请高中的学生把他们的着眼点放在具体职业的选择上，而不是为自己设计一个自由开放、不受拘束的学习前景。

     这里最大的欺骗性在于，多数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途径来获悉，在他们10岁、13岁的时候，在工作和将来的学术活动中，在社会提供的机遇与回报方面，在生活中都存在着哪些可能。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无从作出最佳选择。

    对于一个刚步入青少年时期的学生来说，如果他没有任何途径了解自己实际上都有哪些选择，那么“职业选择”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出路。

     尽管一些学校时不时给人们推荐的选择听上去具有适当的平等主义风格，有时还相当具有诱惑力。许多这类学校公开表明他们的招生目标就是那些没指望上大学的孩子，当然这些孩子也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能给我们的社会作出贡献的人，通常人们认为他们只能够解决只有他们这一经济阶级和种族的孩子才适合的“更加现实的目标”。

    （本文节选自《给青年教师的15封信》，（美）乔纳森·考泽尔著、史亚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