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程
中美关系
第一章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一、叩关与闭关：美国人来到中国大门口
1、远涉重洋：“中国皇后号”首航黄埔港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12万美元，利润达3.7万多美元，为本钱的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竟相报导“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 “从新英格兰曲城镇到纽约和费城，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与中国的贸易”，“每一个沿海小衬落，那怕有一只能载5个人的单桅帆船，都在作去广州装茶的打算”。《纽约独立报》，1785年5月l 2日。”在“中国皇后号”的带动下，美国社会很快出现厂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华贸易热潮。
2、闭关自守：清政府实行公行制度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除此外，清政府还设立了"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就其性质而言，公行制度实际上是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的—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制度。
闭关政策，其中虽不无自卫和防范的因素，但从本质上看，这一政策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在政治上是清朝政府既对西方殖民势力有所疑忌，又对国内民众的反清情绪充满警觉的表现；而在文化上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天朝意识和保守心理的集中表露。一言以蔽之，所谓闭关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政府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
东侵，所采取的一种有限制地对外贸易的政策。
早期的中美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展开的。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传统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2 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九个，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1800年到1809年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
3、鸦片走私 中国禁烟运动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 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六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蛋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二、炮舰与条约：中美不平等关系形成
1、英国侵华 广州美商要求“共同行动”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事态的进展。美国社会各界向政府献策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官方人士，也有民间人士，有居住在本国的，也有居住在中国、英国的；有对中国主战的，也有反对英国侵华的。所有意见的用意，不外乎为了维护和扩展在华的利益。美国政府汇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制定了适应美国资产阶级需要的对华政策。
为了作出有利于美国的抉择，美国政府当局加紧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鸦片战争迫在眉睫之际，美国众议院于1840年1月将在华美商的呈文提出，2月7日又通过一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供如下情报：在华的美国商人情况，中美贸易情况，中国禁烟对美国贸易的影响，英国政府是否已将封锁中国港口的目的通知美国，英国是否有意对中国政府采取其他行动。于是，在一年之内就有三个报告提交国会讨论，这就是：1840年2月25日国务卿的报告；7月1日财政部部长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1841年1月25日国务卿的补充报告。这三份报告以及在华美商给国会的呈文，构成了一部中美关系的官方文书。这些文书对中美关系有极详细的叙述，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依据。
美国人民有着反殖民主义统治的优良传统。他们对过去英国的殖民统治记忆犹新。围绕英国挑起的对华战争，美国国内出现一股反英的舆论，认为这场战争，是英国进行世界侵略政策的表现，美国人民不仅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还谴责罪恶的鸦片贸易，痛斥把鸦片“强加于一个不情愿接受的国家乃是不义之举”，“是违反独立的美国精神的”。《亨特氏商人杂志》还撰文称，英国对华战争是“明显地违反国际法”。与此相反，另一种舆论却站在英国一边，其代表人物是当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坤赛·阿当斯（John Q．Adams）。他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上发表演说，掩盖英国的侵略实质，公开宣称“英国有正义的理由”，“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即头。”。亚当斯的演说激起反英舆论的指责，《北美评论》的编辑认为亚当斯演说立论荒谬，拒绝刊登他的演说词。亚当斯本人也感到“远非意料所及”。然而，美国国内的反英情绪最终未能成为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因素。
在华的美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员，他们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报告成了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华的美国商人最为关心的是他们的对华贸易是否受到影响，并冀求美国政府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在华的商业利益。1839年，正当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5月25日，在广州的部分美商便联名上书国会，建议美国政府：（一）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二）派遣一支适当的海军到中国保护美国利益；（三）联合英、法、荷等国，采取共同行动。呈文中还详细列举中美一旦谈判时，美国应向中国提出外国使节驻北京、确定税则、通商规章、增辟通商口岸、外人侵害华人后的惩处需从轻等项要求。最后，美商们还提醒政府，只要美、英、法各国派一支海军到中国沿海，不必进行流血战争，就会从中国政府中“取得适当的谢罪和条约的订定”。报告书上关于美国联合各国共同对华行动这一点，由于过份激烈和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没被政府采纳，而报告书上要求派遣适当海军来华和订约，后来则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可见，这份报告书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相当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也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1830年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广州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这个月刊的目的不在于传播上帝“福音”，它将使“并非主要关心宗教事务的读者发生兴趣”，而且“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该刊在1839年5月号发表一篇社论，呼吁殖民国家“不应当各行其是”不应当“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而应当“以整个西方世界来对付中国，或者毋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这篇社论贯串着裨治文联合西方列强、谋取在华利益的思想。
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医务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于1839年给林则徐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林则徐与各国签约以解决中外剑拔弩张的关系。信中说：“目前中外交恶的原因何在？在彼此误解，有什么救治之法呢？两个字可以概括：订约。各友好国家间都订立了这种条约。”1840年，他带着这些想法回国游说。次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晋谒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随即又晋谒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并送去一份书面建议：主张美国“应即遣派全权公使到北京”，以便胁迫中国订立一个“光荣的条约”。伯驾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值得从事的事业”。
美国国内如波士顿、撒冷等地的一些商人和船主，他们在对华贸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40年4月，他们联名上书国会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与在华美商的报告相比，这份报告显得更为慎重和经过深思熟虑。报告赞同遣派海军到中国的建议，却反对与英国采取共同侵华行动。报告还力劝政府行动审慎，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为什么他们不主张美国采取与英国同样的对华战争政策？他们认为，反正英国通过侵华战争，取得在华的侵略权益，美国在战后也同样必得，那又何苦参与战争，付出太大的代价呢！赞同这种意见的，有当时的美国驻英国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他从英国搜集了大批情报提供给政府，虽然他不指望鸦片战争后会给美国带来贸易增长，但他确信英国所获得的在华权益，美国也可分享。
美国政府纵观当时的中外形势，汇合各方的意见，终于决定在战争期间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利用英国侵华之机，谋求自身的利益；战后，步英国的后尘，威逼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与英国同等的侵略权益。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在华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宗旨。
2、“武装保侨”加尼率美国舰队来华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华的第一个行动，是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来华。1842年这艘名为“星座”号的巡洋舰驶进珠江，直抵黄埔，成为侵入中国内河的第一艘美国军舰。美国政府遣派加尼东来的动机之一，是借口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其实，这样“保侨”毫无必要。因为战争期间，在华美国人不仅很安全，而且受益匪浅。在中英贸易断绝之际，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以及清政府对“外夷”区别对待的政策，几乎包揽了广州的进出口贸易。美商还大力帮助英商运输货物，“每一种能够浮得起的船只，都硬被投入服务。”这种做法，既使美商私囊饱满，也帮了英国侵略者的大忙。不仅如此，美国人并没有终止鸦片走私。走私船往往挂起了美国国旗作掩护，它“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这种贸易”。甚至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也从事鸦片贸易。
加尼的海军在无侨可保的情况下，转而向中国炫耀声威。加尼重新提出一年前的“薛瑞事件”，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勒索赔偿。1841年，在华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的小艇未悬挂美国国旗，被中国当局误以为英国船而炮击，水手薛瑞死亡。加尼直接向两广总督祁■提出赔偿并惩凶的要求。最后勒索了7800美元的赔偿。
加尼得寸进尺，利用他在华的武力，于1842年10月写信给两广总督祁■，提出美国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信中说：“我米利坚国，每年贸易算不得稀少，故敢请朝廷施恩惠顾，商人贸易，容其买卖，即同别国商人一样。”(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63卷。17，)次年初，加尼在给祁■信中，又再次陈述中国给予在华美国人以最惠国待遇的必要，声明：“凡皇帝陛下给予他国商人的一切，本国元首也为他的商人作同样的要求。”加尼同时请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议定条约。直至当年4月加尼离华时，美国仍未取得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但加尼此举却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铺平了道路。
3、顾耆会谈 《望厦条约》确立不平等条约
1842年8月，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创造了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目的的一种范式。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开创了西方强加于中国“条约制度”的新秩序。面对着英国侵略者的胜利，美国迫不及待地要求共享英国的胜利果实。于是，美国第一个起而效尤，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问题，其对华的外交活动也比以往更加积极。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迳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6 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7 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8 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美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 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 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 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9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六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美贸易从1845年的950万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2,250万美元，其间美国对华输出增加了3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使中国小农业和家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土布原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1820年以前每年从广州大量出口。随着美国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以及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土布出口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棉织品成为美国输华最主要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棉布有1/3到了中国市场。这就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本来很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手纺车和手织机竞争不过纺织机械，中国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止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10 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国开始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划定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即租界。租界首先在对外贸易中心上海出现。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文惠廉经与上海道台一再交涉，后者才允以该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1863年6月才正式划定了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
4、修约交涉 中美签署《天津条约》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坐收渔利的好机会。英法侵略军于1857年底占领广州后，美使列卫廉同英法俄使一起从广州北上。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攻下大沽炮台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并分别于6月26、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美使北上的目的原是为了修改《望厦条约》，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清政府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联俄美以制英法。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事实使直隶总督谭廷襄认识到，“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强弱不同，其为贪得无餍，则均归一辙”，桂良等更报告说：美使“语言傲慢，借英夷为恐吓……不过欲享渔人之利”。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北京换约，并于1859年6月再次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受到守军坚决抵抗。当时在场的美国舰队司令官达底拿看到英法舰队受挫，不禁高呼：“血浓于水”，并称他不能“坐视白种人在他的眼前被屠杀”，指挥美舰向大沽炮台开炮，并援救受伤的英国士兵。12 英法政府恼羞成怒，增派远征军来华，攻陷大沽，进犯北京，焚烧圆明园，最后于1860年10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清政府给予一国的权利，其他国家亦得均沾，因此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除了个别特殊规定（赔款、边界）外，其他利权都是各国共同享受的。它们主要是：
一、 允准各国公使驻北京，为各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并进而控制这个政府提供了方便。
二、规定新开沿海七口（牛庄、天津、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和长江四口（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使通商港口增加到16个。
三、赋予英国人“帮办税务”的特权，使海关管理权落入外人手中；条约还规定子口税率为值百抽2.5。
四、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五、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
六、准许华工到外洋别地工作，“毫无禁阻”，从而使外国侵略者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华工合法化。美国由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急需大批劳工。而当时美国东西海岸间交通不便，金矿投资商人要雇佣东岸白人，需要用船把他们绕南美极端运到东岸，不如利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苦力来得便宜和快捷。华工从1854年开始潮涌而来，光这一年就有1.3万人。这些华工受到中间人的拐骗、利诱，甚至被强行捉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自卖身契，约定一定年限，待旅费和人头税等代支全部抵消后，方能自由行动。旅途中他们拥挤在肮脏的船舱，伙食败缺，长途颠簸，有病不得治疗，死于旅途者为数不少。抵岸后，他们被分派至荒野矿场，终日辛劳，在恶劣的条件下担当最繁重、最危险、白人不愿承担的工作，受到矿主敲骨吸髓的剥削。
5、天国风云 美国从中立走向干涉
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它的爆发立即引起了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关注。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将其改为天京，定为都城，正是建立起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这不仅让清政府惶恐不安，也让在华各条约列强万分震惊。面对这一陌生的政权，它们出于维护和扩大各自在华的既得利益考虑，迫切需要了解太平军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应对之策。1853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
美国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关注毫不逊色于英法。1853年4月2日，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便乘“色士奎哈那”号兵舰去天京，这比文翰离沪去天京要早二十天。然而，由于该兵舰载重过大，在吴淞口进入长江航行三十英里就搁浅。马沙利这次天京之行未能如愿，只好垂头丧气地折回上海。虽然此行未果，但足以说明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关切之深。马沙利在没有能够直接前往天京考察以探明“帝国的分裂”和“新皇朝的建立”的情势之下，他便在文翰从天京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前去拜访，意图从文翰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令他失望的是，文翰只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这样这位公使对太平军的了解便只有通过在华的传教士和商人了。
在最早来中国的美国人当中，传教士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份子。在中美《望厦条约》的签定过程中，他们的作用已为顾盛所肯定。这些传教士来华多年，熟悉中国的语言、风俗，从而使得他们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相标榜，在定都天京之后又广泛地散发《圣经》和其它宗教小册子，从而使那些不熟悉太平军内幕的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欣喜异常。“很多人都把他们看成是异教东方之中崛起的一个基督教国家，注定要成为亚洲皈依基督教的转变中一个天命的力量”。美国传教士更是“把这场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一个崭新的和更加美好的时代加以欢呼的”。这些对太平军充满赞许和颂扬的言词，传播到美国国内，从而“造成了极有利于太平军的舆情”。不仅如此，在华的美国商人由于普遍不满清政府对他们的贸易限制，也都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的胜利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商业利益。上海旗昌洋行的一位职员在1853年3月13日写给美国公使马沙利的信中说：“我希望天德（太平军领袖）能够成功，把当今的朝代推翻。我们的情形绝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坏；而况据说它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显然，这些传教士和商人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鉴于太平天国在南部中国的迅速胜利以及如上所述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马沙利在1853年4月28日致国务卿麻西的报告中也流露出对太平天国必胜的那份信心。“我想我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就我见闻所及，中国的统治已经完全操诸在太平军之手，当今朝代的完全倾覆，革命的胜利成功，是指日可期的”。五个星期以后，他甚至请示国务卿随着太平军的进一步胜利，引起的关税问题应向何方缴纳的问题。
由于华盛顿方面对中国的国内政局，尤其对太平军的情况未得到确切的可以依赖制定对华政策的情报，因此美国政府尚无法对马沙利委员的请示给予明确的答复。这也就表明当时美国政府还没有能够制定清晰的对华政策。实际上，美国在当时更多地是追随英国的政策，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853年5月，当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能够代替满洲人政府的一个事实政府，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英国政府应该奉行的真正政策是在这抗衡之间严守中立，除非它直接受到攻击而有直接保护英国利益的必要”。英国的对华政策便是利用中国内战之机，更大范围地扩大其侵略权益。正如英国公使所言：“这次起义所给予列强促进其利益的良好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英国是需要美国给予合作的。它曾建议美国政府颁给它的的公使一份训令，授权他“得会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采取适当方针，以期对于当前危机所给予的机会，得作充分的利用，俾使中华帝国普遍开放给世界各文明国家的商业企业”。而美国政府对于英国的请求处置谨慎。一方面，麻西“要求马沙利尽力向这方面做”；另一方面，因为不知英国当局究竟采取何种方式促成其目的，所以美国政府进一步指示马沙利“没有命令你和他们合作，而只是命令你和他们保持诚挚关系及自由交谈”，并且强调“条约规定必须尊重，不干涉人民和他们统治者间所发生的斗争这项既定的美国政策必须遵守”。这就表明当时的美国政府处于矛盾境地：既想同英国保持一致以获得更大利益，又惟恐中国政局的恶化导致英国采取强硬措施实现其目的，从而束缚美国的手脚。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此时还很模糊，只是提供了一个方向即“保持中立”，却无更多实际的内容和具体的步骤。
然而马沙利并没有很好地遵循美国政府指示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训令。事实上马沙利对太平天国是抱有敌视的。马沙利在来华之初便指出“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支撑中国”即支持“帝国政府”。1853年，马沙利在会见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修约时表示：“只要中国皇帝宣布中国境内宗教思想信仰自由，允许一切与中国订有友好通商条约的外国人在全中国一切地方自由出入”，美国就援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同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英、美两国在上海海关实行所谓的“领事代征制”即宣布上海海关不能行使权力期间，英、美领事代帝国政府向英、美商人征税，所得税款由领事代管。可是英、美两国采用的方法不同。英国领事只要求商人开具期票，交领事馆收执，至于是否兑付则由英国伦敦外交部裁决。而美国人则奉命以现金在领事馆缴税。“这样一来虽将美国人置于吃亏的地位，但是却使马沙利委员得以贯彻他的政策，支持帝国当局并防止可能踵随太平天国的成功而来的帝国的瓦解”。马沙利的这种政策很显然遭致美国商人的反对，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美国总统皮尔斯鉴于“马沙利先生在中国事务中的行动，引起了内阁的不快和麻烦”，不得不作出撤换马沙利而代之以麦莲作为新任驻华公使。马沙利这种实际上支持清政府的政策最终导致他“下野”，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当时美国国内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希望，也表明了美国的“中立”政策的天平是偏向于太平军的。
鉴于其前任马沙利的教训，麦莲在来华之后采用了不表露自己倾向，而既与太平天国接触，又和清政府交往的“双管齐下”的“两面手法”。由于中、美两国相距甚远，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因此，麦莲在来华之前，被“授予广泛的自由决定问题的权力”。同时指示他：“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如果成功，国家政权转入他人的手中的话，在你自由处理权的范围以内，你要承认事实上的政府，并以这个国家现有政府地位对待它”。这也就是要求麦莲在时机成熟时，承认太平天国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麦莲在抵达中国之后，认为有必要亲访天京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并且把他要访问天京的消息通知了上海的清政府官员。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掌握太平军的第一手资料，以制定应对之策；二是可以以此来向清政府示好，并“绵里藏针”，威慑清政府，迫其作出更多的让步。果不其然，当清朝官员接到麦莲意欲前往天京的通知后，连呼“米酋恭顺”。据1854年5月17日江苏巡抚许乃钊奏称：“据麦酋面称，各国仰蒙大皇帝天恩，得在中国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实深感戴”。当小刀会起义攻占上海时，“各国官商未能帮同剿贼，更深惭愧，甚至物议沸腾，而米国实无助贼之心”，以此来表示对清政府的友好，欲图取利益。
1854年5月21日，麦莲乘“色士奎哈那”号，自吴淞泊地启程，并于25日到达镇江。因未事先周知，故遭到太平守军炮击。麦莲恼羞成怒，让杜耳、裨治文等人登岸与太平军官员会晤，并呈递以舰长布嘉南的名义给太平军的照会。这份照会中要求太平军解释开炮原因，并要太平军认错，否则就要报复;并声称要启程前往天京，将在此所受侮辱，直达太平天国国主。这份照会语气强硬且无视太平天国主权。5月27日，该军舰到达天京城外江面，并向太平军呈送照会。但由于太平军将领未能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辩”思想，仍视美国为“进贡的藩属”，准其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以永沐天朝恩泽。这就让美国公使大失所望。于是麦莲于5月31日离开天京溯江西上，一直到达芜湖。6月2日，“色士奎哈那”号回航东返并于4日下午到达上海。麦莲回到上海之后便叫嚣：“这些统治天下的自尊自大语是欲与外国通商的宗旨不符的。…… 其为订立条约之障碍可以断言，是故各条约国应速纠正这一点”。
虽然麦莲此行让他有受辱的感觉，但他掌握了一些有关太平军的真实情况。在这半个月时间里，“色士奎哈那”号军舰上的美国人利用各种手段搜集太平军的情报。在这其中，传教士利用其熟悉环境，通晓语言的优势，在搜集情报时，“功勋卓著”。麦莲在回到上海后，结合传教士裨治文和克博松以及另一位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的意见后，向国务卿麻西发出一份《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在这份冗长的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美国政府应对太平天国所采取的政策。他认为：太平天国“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如果他们取得了政治权力的话，那么，无可怀疑，在平等基础下进行交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指出“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政策是：一个严格的和不偏不倚的中立必须保持，直到战斗的双方之一取得了一个优势”。但是这种“中立”政策并不是等闲视之，袖手旁观，而是“我们要准备利用现在的危机，扩大我们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可以见得，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静观事态发展，利用中国的危机局面，坐收利益。这不仅可以使美国在华政策中保持主动，同时可以利用中国的动荡时局，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玩弄权谋，以确保美国在华原有的条约利益的维持和进一步扩大。由于对太平天国的实际考察，认识到这样一个农民政权不可能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有利。故而，此时的“中立”政策已经回到了马沙利时期的老路上去了即这种政策开始倾向于维持清政府政权的稳定。此后，麦莲把注意点放到了联合英、法与清政府谈判“修约”的交涉之中。列强在与清政府的长期交往中得出结论：“中国人除非在强力压迫下，没有一点修正条约的意思，尤其没有要对政府或商业利益集团作重大让步的意思”。因此美国便利用被清政府视为“肘腋之患”的太平天国作为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麦莲提出，如果清政府满足其“修约”的要求，便“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如若不允，美国政府将“无差别地与任何和所有中国人进行贸易”，也就是说，美国将会与太平天国进行贸易，发展关系。这种威逼利诱手法，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和狡狤嘴脸。
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由于美国政府对其性质和具体的情况不甚了解，因此无法一开始就制定出明确的对华政策。随着认识的深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开始逐渐成型。所以这一时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探索酝酿到初步完成的时期，也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和扩大其在华利益的一个重要的考验期。美国政府“中立”政策的跷跷板由太平天国一端转移到清政府一端充分显示了美国政府“唯利是图”“见风使舵”的特点，也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阶级本质。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列强积极扩张其在华势力，把通商口岸从沿海推向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逐渐形成。
第二章 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中美关系
1、瓜分与“保全”：“门户开放”下的美国扩张
当着美国政府竭力对中国移民实行门户关闭政策的时候，它却要求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势力敞开大门，并且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和无能，刺激了帝国主义的贪欲。它们一哄而起，向中国猛扑过来，企图分享这个被称为垂危的“远东病夫”的遗产。它们在苛刻的条件下争先恐后借款给中国政府，霸占中国的海港，攫为租借地，强索筑路和开矿特权，把中国领土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
在这场利权争夺战中美国所得甚少。借款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美国都没有份，华美合兴公司苦心经营，才争得粤汉铁路的权利。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忙于与西班牙的战争，无暇顾及在中国的争夺。战争结束后，尽管有些扩张主义分子竭力鼓吹夺取亚洲和太平洋的霸权，但当时的种种主客观条件却使美国没有在中国实行赤裸裸的掠夺政策。
从客观上说，当时列强已经在中国（尤其是沿海省份）划定了势力范围，美国再要插足，就会同别的大国产生尖锐的利害冲突。从主观上说，一则，美国毕竟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它的军事力量还远不如别的大国，海军在世界上只占第6或第7位，陆军正规军的法定人员仅6.2万人。美国战胜西班牙已属不易，哪里是其他大国的对手？二则，美国刚刚夺得菲律宾，它在亚太地区首先关心的是巩固在菲律宾的统治，提防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它不能把过多的力量花在中国；三则，美西战争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自1898年11月波士顿成立第一个反对帝国主义者同盟后，这一组织迅速在各大城市涌现，总数达100多个。民主党乘机接过这面旗帜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谴责麦金莱的共和党政府的侵略政策，为1900年的大选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麦金莱政府不得不在中国谨慎从事了。
与此同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其在华利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世纪末，美国对华贸易有了大发展，1899年出口额比1895年增长了近两倍。美国实业界更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市场。代表纺织业利益的《商报》1898年1月写道：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德国派兵强占胶州后不久，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预见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1898年1月31日他忧心忡忡地报告国务院说：“我们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利益。我们在那里有1500名传教士，他们和商人一样都要由我们保护。[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太平洋在它广阔的胸怀中注定要承担比大西洋更多的商业交往。” 他建议国务院毫不犹豫地保卫美国在华利益。但守旧的国务卿舍尔曼却对中国事态无动于衷。他在1898年1月发表谈话，竟称中国局势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美国在华商业利益没有受到威胁。舍尔曼的态度激怒了企业家，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组成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协会除直接写信给或走访总统和政府成员外，还推动纽约、旧金山、费城、波士顿等地商会向国务院请愿，要求“迅速而有效地捍卫我们在华公民的已有条约权利，并为了维护他们在那个帝国的重要商业利益，而采取恰当的措施。”《纽约时报》甚至公开批评道：“国务院没有足够重视和明智代表”美国在华利益。
1898年9月，麦金莱终于选择“最投合那些在华经营的企业家急切心意的”海约翰为国务卿取代舍尔曼。海约翰本人就是百万富翁，有大量铁路股票、公债证券和房地产。他为1896年麦金莱的竞选出过大力。海约翰接受了曾在驻华使馆担任参赞，此时任国务院中国问题特别顾问的柔克义的建议，于1899年9月12日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大使向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要求它们承认以下三项原则：
一、对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二、中国现行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货物，而不问其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三、在各自势力范围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的铁路上，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不实行不同的运费标准。
这就是美国最初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显而易见，它是以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和既得利益为基础的，柔克义在8月28日给海约翰的备忘录中就说：“‘势力范围’是一个既成事实。”美国不但不否认这种既成事实而去冒与各国冲突的危险，它恰恰是以承认各国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作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认。即便如此，海约翰也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回答。各国从各自在中国的不同处境出发，给予各不相同的回答。只有意大利完全接受美国照会，它和美国一样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提出的原则只会使它有所得而不会有所失。多数国家表示了有保留的同意：日本和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它们野心勃勃，希望这些原则能为其在中国扩张势力提供机会，但又表示以有关国家接受这些原则为条件；英国把九龙排除在门户开放范围之外；法国不愿放弃它根据1896年的中法商约取得的在广西、云南通商减税4/10的特权；俄国不想放弃在中东铁路上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但又感到“不能违背列强一致接受的政治经济原则，破坏俄美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因此在它的回答中对于美国照会中关于同等铁路运费问题讳莫如深。尽管如此，海约翰仍然在1900年3月20日宣布，有关各国的答复对门户开放原则的承诺是“最后的和确定的”，从而自己给自己圆了场。
1900年，列强纷纷派兵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便于7月3日向各国发出了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门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这样，美国在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提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但实际上，在列强在华占有租借地、势力范围、享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的情况下，“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只是一句空话。正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指出的：“门户开放照会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应停止对中国的要求，它仅仅表示了‘我也要分享’这样一个要求。”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远居世界第一，比英国高出两倍还多，接近英、德、法、三国和总和。美国政府相信，随着美国经济继续迅速发展，门户开放政策将使它得以大大扩张在华势力，实现“美国在中国应当完成的商业征服”，在与列强各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先地位。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既是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延续，又是这种政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早在谈判《望厦条约》期间，美国就提出了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利益均沾的原则，而且把它写进了条约，这实际上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雏形。但当时美国的实力还远不如别的国家。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基本上是追随英国的，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美国只需跟在英国外交官和炮舰之后，对英国从北京索取到的让与权提出分享要求”。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愈来愈显示出独立的姿态。在海约翰发出照会之前，英国曾主张英美采取联合行动，保障对中国的自由贸易；美国也有人这样主张。海约翰本人虽是强烈的亲英派，但他意识到，只有采取独立行动才能得到美国公众的认可，不能使美国的行动被怀疑为是在英国压力下作出的，或被解释为是为英国火中取栗，于是美国独自提出了这一政策。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反之，政策的原则被写进此后各国订立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之中，从而使这项政策具有了国际协定的性质。这就表明美国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已经摆脱了追随者的处境，它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影响和带领别的国家了。在以后的30多年中，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个关键时刻，美国一再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并根据不同的形势作出新的解释，使之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
2、欧战与和会：北洋政府借重美国势力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为分赃而举行的和平会议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举行。
日本为参加和会作了大量准备。它制订的参加和会的方针是：对于与已无关的问题，概不表态；对于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与盟国协调一致；对于日本单独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和财产，占领赤道以北原属德国的南洋群岛，则一定要达到目的。
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大战的胜利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中国人民自然希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国权，结束丧权辱国的历史，一改几十年来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但当时中国南北双方刚刚罢战，和平会议尚未开始；北京政府内部各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这个政权极为脆弱。亲日的段祺端虽已辞去总理职务，但由于大战胜利，这位力主参战的前总理俨然成了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次嚣张起来；作为参战督办，他仍掌握军权，左右一切。在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行前举行的商讨与会方针的会上，段祺瑞竟说：“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段祺瑞的话代表了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态度。
但当时北京政府中也有相当的亲美势力。尤其是威尔逊发表的十四点宣言，更给中国各阶层人士带来了虚幻的希望。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向国会致词中提出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宣言，其中包括废除秘密外交(第一点)，公海航行绝对自由(第二点)，撤除经济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第三点)，削减军备(第四点)，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第五点)，退还被占俄国领土(第六点)，等等。威尔逊的十四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冲击时为进行内部调整所采取的措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抵销苏维埃政府和平呼吁的巨大影响。但它在中国朝野却引起热烈反响。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年11月2日在众议院演说中表示，中国要“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相信战后外交情形将与以前迥异，中国人民所向往的和平世界即将实现。11月30日晚，北京学生提灯游行，不少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甚至中国思想界的先进人物也为十四点所迷惑。善良的人们天真地以为，“公理战胜强权”的原则果真可以实现了。北京政府的亲美派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们同美国公使芮恩施、北京政府美籍顾问韦罗壁一起商讨媾和条件。这些条件分三大项：一、关于领土完整，包括废除租借地和租界；二、关于维护主权,包括废除使馆卫队和京津间的驻军，废除领事裁判权；三、关于经济和财政独立，主要是收回关税主权。驻美公使顾维钧于11月25、26日先后向蓝辛、威尔逊通报了中国准备在和会上提出的条件，并探询和会准备情况。威尔逊言不由衷地表示，他将乐于在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但紧接着又说，涉及中国的事比较难办，因为有许多秘密条约。顾维钧表示，中国赞赏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将最衷心地支持他的计划和他的原则，希望十四点能用于远东。威尔逊答称，这颇为困难。可见，威尔逊并不真想实现十四点，并不真想在巴黎和会上帮助中国，但中国政府的亲美派仍然对美国政府抱着幻想。
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正式代表5人：外交总长陆微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广东军政府代表王正廷、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从组成情况看，这个代表团具有相当的亲美倾向。又由于陆徵祥怕担责任，使两位亲美的年轻外交家顾维钧和王正廷成为代表团的中坚。
美国政府出席和会代表团是各国代表团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工作人员达1300人之多。威尔逊是以“救世主”的心情前往巴黎的。他参加巴黎和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成立国际联盟的雄心。
巴黎和会是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的一个典型。会议的决策机构起先是十人会议(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长及日本代表团两名成员组成)，3月中旬以后是四人会议[由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组成，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除了接受大国的决定外，很难有所作为。各大国纵横捭阖，讨价还价，为谋求各自最大利益使尽权术手腕，弱国小国则被置于受摆布、受愚弄的地位。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开始就受到不公正对待。中国为大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向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粮食，并派遣17.5万名劳工到法国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劳工除担任战地劳役，也曾参加战斗，约有2000人在战争中丧生。日本只在攻占青岛时有些伤亡，整个大战期间，并无日军在欧洲作战，它只是派出舰队在印度洋、南非、地中海和澳大利亚一带护航。可是几个大国却事先商定，在和会上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与美、英、法、意各有5席代表名额，中国与其他—些小国只得2席。而关于中国的代表名额正是豪斯上校向威尔逊建议的。巴西、比利时、塞尔维亚在经过抗议后，代表名额由2席增加到3席，中国代表团的抗议却无济于事。中国代表在和会的任务也只是“申述他们自己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在巴黎逗留半年，只参加了三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这种不平等待遇使中国代表团在交涉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在1月27日上午讨论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山东问题第一次被提起。威尔逊提议邀请中国代表列席。日本代表声称，山东问题是日、德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企图在讨论中排除中国代表。但由于和会议事规则明白规定，“最高会议”在讨论五强以外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应邀请有关国家代表列席，日本企图未能得逞。
27日下午的十人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无条件让予”日本，并且威胁说，“日本对任何能使德国在远东恢复其活动的事情，不能泰然处之”。这次会后，陆徵祥、顾维钧立即去见威尔逊，希望他在山东问题上主持公道。威尔逊向他们表示，他对日本代表团如此天真地提出其要求表示惊讶和担忧，并建议中国代表同样坦率地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还表示，他“对中国深表同情，并将尽力帮助中国”。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表态是言不由衷的。
在翌日的十人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陈述意见。他从历史、种族、语言、宗教、风俗、地理、经济等各个方面，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要求把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统统直接交还中国。牧野伸显狡辩说，关于胶州和胶济路的处理，中日之间早已订有条约。顾维钧反驳说，条约是在日本胁迫订立的，义正词严的雄辩使日本代表神情沮丧，哑口无言。威尔逊也在他发言后对他表示祝贺，并称，这是对中国观点的极好阐述。蓝辛也向他表示祝贺，并认为他的“论证简直把日本压倒了”。
尽管如此，当克列孟梭提出，大战期间签订的秘密条约是否应当提交会议考虑时，劳合·乔治、奥兰多、牧野伸显一致表示赞成，威尔逊竟也没有表示异议。这样，日本与英、法等国在大战期间订立的密约实际上就成了和会解决山东问题的基础。
日本代表一方面对威尔逊施加压力，一方面又针对他的虚荣心，投其所好，对他备加颂扬。他们表示钦佩威尔逊的“崇高思想和雄心”，称他的十四点是“世界的大宪章”，表示对他倡议的国际联盟是有信心的，力图博得威尔逊的好感。
中国代表团也在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2月15日，中国代表团把山东问题议案提交大会。
驻华公使芮恩施密切注视着和会的进展。他希望通过和会削弱日本在华势力，在和会召开前就一再致函国务院和总统，强调中国问题必须在和会上“得到公正解决”，“否则，我们必须放弃使这个世界免遭军国主义灾难的希望”，他还说，“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来说，任何一个欧洲问题就其重要性而言都不能与公正解决中国事务相提并论。”
芮恩施的主张得到美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的赞同。蓝辛认为大战已经结束，应当停止绥靖日本。代表团顾问、前远东司司长卫理在4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主张，“把先前与德国有关的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
他在备忘录中列举了拒绝日本要求的理由，建议四人会议考虑这一问题，并在和约中列入相应的条款。这份备忘录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主张停止绥靖日本这一派的意见。
威尔逊并非没有考虑到美国在远东的声誉，也不是不想削弱日本在华势力。但是在他的天平上，下列考虑却是份量更重的砝码。
首先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强之间正需要通过巴黎和会调整它们的内部关系，结成一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阵线。鉴于日本在远东的地位，美国是一定要对它让步的。
其次是成立国际联盟的需要。如果日本的要求遭到拒绝，日本代表团就会拒绝在国际联盟盟约上签字，威尔逊成立国联的计划就难以实现，而这—计划恰恰是威尔逊参加和会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个人事业成败荣辱的关键。
再次是美国与英、法的关系，英、法在美国与阜姆问题的争执中就态度冷淡，在山东问题上，它们一直表示支持日本的要求。据日本代表说，4月22日上午，当他们走进威尔逊住处的会议室时，他们看见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手里拿着文件，那正是大战期间英、法与日本签订的密约的文本。显然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正在再一次对威尔逊施加压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威尔逊决定对日本让步。
4月22日，中国代表出席四人会议〔奥兰多缺席)，这是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会议主席威尔逊说，山东问题现已陷入困境，他曾建议日本，把胶州租借地交给五大国托管，但日本拒绝这样做，英、法也感到为难。英、法与日本有约在先，中国也与日本订有条约。战争使中德之间条约失了效，但没有使中日之间的条约失效。中国代表虽然正义在手，但却孤掌难鸣。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更是与日本一鼻孔出气，逼迫中国代表接受日本要求。
威尔逊终于背信弃义，出卖了中国利益。美国代表团中大多数人对此十分不满。当顾维钧见他们时，他们无例外地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表示失望，对中国感到歉疚。他们质问威尔逊，同意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是否与他自己宣布的原则相矛盾。威尔逊装聋作哑，支吾其词地说，他不认为十四点中哪一点与山东问题有关，他不清楚哪些原则应当用于山东问题。蓝辛等认为，日本新近才取得大国地位，它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签和约，拒绝加入国联，威尔逊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因为怕日本不加入国联而在山东问题上对它让步，那么它加入国联后也将不受约束，难以驾驭；万一日本果真离开和会，那就把它孤立在国联之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仍可在美、英、法等国的均势的基础上得以实行，而日本金融家将使其政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还认为，威尔逊的所作所为太过份了，对美国在远东的威信损失太大，在威尔逊对日本作出让步后，卫理和代表团另一顾问、东亚问题专家亨贝克“羞于直眼正视中国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布利斯将军在征得蓝辛和卫理同意后，在4月29日给威尔逊写了一封无异于抗议的长信，指出；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是道义上的大错特错！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各界群众一再要求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义无反顾，誓死抗争。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人们对威尔逊的幻想，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陈独秀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史无前例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这是中国人民积郁已久的对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强烈愤懑的一次集中爆发，是中华民族要求民族自主、国家平等的共同意志的强烈表示。它表明，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许列强把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他们。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代表团收到了7000多封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通电。软弱的北洋政府却优柔寡断，进退失据，踌躇再三之后，才采纳了陆徵祥“保留签字”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周旋于三大国之间，英、法认为保留签字“万难办到”。5月27日，陆徵祥、顾维钧往访威尔逊。威尔逊居然还向他们表功，似乎日本关于归还政治权、保留经济权的宣言也是他“竭尽智虑”努力的结果，并辩解说：“根本问题在日本此次可要求者，他国亦均先有”，因此似乎答应日本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顾维钧向他解释保留签字的苦衷，他当即表示，保留签字“万万不妥”，并威胁说，那样一来，中国就不是国际联盟的完全成员国了，日本也可以借故不履行它的声明，国际联盟也不能过问了。威尔逊只担心日本拒签和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也会这样做。他满以为凭着他昔日的影响，凭着他巧言令色的诱劝，中国代表团会乖乖地听他的摆布。在他使中国人民失望之后，这回该轮到他失望了。
北京政府既受到列强要求签字的压力，又迫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反对签订和约的正义要求，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推卸责任，它作出了代表团“审度情形，自酌办理”的决定，把难题推给了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在全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终于毅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国联盟约签字后，威尔逊没有大功告成、如释重负之感，而是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他知道，他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定在美国是不得人心的，他本人会被指责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因此要使和约在国会获得通过，他面临的是比巴黎的交涉更艰巨、更险峻的斗争。果不其然，威尔逊回到美国，迎接他的是劈头盖脸地批评浪潮。诸如“日本获得赃物”，“关于山东的罪行”，“强夺山东”，“抢劫的阴谋”，“可诅咒的罪行”等等尖刻严厉的指责充斥报刊，人们形容威尔逊“说起来像耶酥基督，做起来像劳合·乔治”。先前威尔逊的热情崇拜者产生了一种极深的幻灭感，加入了谴责威尔逊的行列。他在国会中的反对派更是对他群起而攻之，抨击他在山东问题上的作为是“我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近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叛卖”，是“对人类和对自由与正义事业不可容忍的大错”。这时威尔逊可真是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颇为奇特的情况：威尔逊倡导成立国际联盟，但由于国会拒绝批准和约，美国却不是国联成员国。威尔逊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梦想被埋葬了。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充当世界领袖，威尔逊把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这样，他就背弃了他自己宣布的原则，背弃了写在国联盟约上的冠冕堂皇的保证，从而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在历史上留下了自作自受、损人害己的耻辱纪录。
3、观望与介入：美国从中立走向援华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秋。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西方大国无动于衷。1938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说：“我们一贯主张维护和平。我们主张在本国和国际上的自我克制。我们主张所有国家在推行政策时都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八·一三”淞沪战役开始，日本侵略直接威胁和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8月底和9月初，日本海军全面封锁了中国沿海（青岛除外）。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承认日本对中国沿海的封锁，并且宣布：“在没有新的指示以前，凡属美国政府的商船一律禁止向中国或日本运送任何种类的军火、军用装备或军需品。”同时还声明，其他任何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如企图向中国或日本运送军用物资时，责任自负。此类声明标榜“中立”，貌似公允。实际上中国当时没有远洋商船，而日本则有相当强大的远洋商船队，完全可以自运军火，同时租用其他国家船只为日本运输军火也绝不会遭到中国的攻击。所以这个声明无疑是帮助日本封锁和孤立中国。
为什么一贯高唱遵守《九国公约》、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美国竟会助纣为虐呢？答案很简单：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冲击后，美国深感生产“过剩”，当务之急就是扩大出口。到1938年，美国对日出口相当于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出口的总和。美国输日物资表面上都说是废钢废铁，而实际包括石油、钢铁、铜合金、机器、飞机、汽车、弹药等重要军用物资。“据官方发表的数字，1937年美国对日出口总额为2.88558亿美元；1938年为2.39575亿美元；1939年为2.31405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出口总额的比例：1937年是58％；1938年是66％；1939年是81％。1938年，美国输日的作战物资，竟占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
然而，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扩张却教育了美国的当权人士。1940年3月30日，日本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纠集几个民族败类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国民政府”，使美国感到中国有被日本独占之虞。5、6月间，希特勒横扫西欧，法国、荷兰投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它们已无力保卫东南亚的属地，从而为日本南进大开方便之门。9月底，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这些变化对美国当权人士的思想产生两大重要影响。
“第一，一旦日本控制了新加坡和西南太平洋的海上通道，他们很可能就要切断对中近东英军的重要的海上供应线，从而使英国只能采取守势而不再具有进攻的威胁。如果英国只能困守英伦三岛，那么英国能否生存就值得怀疑了。1940年12月这个分析已被呈送到罗斯福总统面前。
第二，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会显著影响那些正在继续抗击德、日的人们的意志。同日本妥协的任何迹象都会削弱这种抵抗，甚至可能导致中、英两国都退出战争。那样美国就会单独面对世界新秩序的后果，很可能她将被迫孤军奋战而没有盟国。”
1940年11月底，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这无疑加深了蒋介石政府的危机。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向国务院警告说，除非华盛顿采取措施，给予蒋介石新的财政和政治援助，否则重庆的垮台就迫在眉睫。
这时罗斯福感到问题严重，便催促下属迅速采取行动，并开始坚持要由白宫来控制对华政策。“从此，总统着手制订一项严加管制的计划，其目的不仅要加速对华援助，而且要把中国变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有益的盟国。”
1941年1月，美国《租借法案》出台，这样，罗斯福在对外援助方面就拥有了广泛的权力。中国驻华盛顿的首席代表宋子文敦促罗斯福派一位总统特使去重庆。罗斯福挑选一位颇有魅力和相当干练的助手、总统经济顾问劳克林·居里博士担当此任。居里于1941年2、3月间访问重庆。他向罗斯福提出一个详细的访华报告，建议美国加强援助中国继续抗日，促使蒋介石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防止内战。居里还说，这样的“改革也将使中国成为美国战后较有吸引力的伙伴”。罗斯福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此后几年的实践证明，这就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直到1944年秋天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时为止。
根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贷款为6.9亿美元，按《租借法》给予的军事援助为8.257亿美元，两项总计为15.157亿美元。这些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协助中国稳定战时经济，并使中国政府获得对日战争中所必需的军用物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史迪威主持的培训和装备30多个中国陆军师。即为了联合作战，打击日本侵略军。
第14航空队是由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发展而来的。从1941年12月18日起，美国志愿航空队开始对日军作战，保护中国对外的唯一通道──滇缅路。到1942年7月4日，飞虎队击毁日机299架。并且据信另有300架日机被击落在缅甸的丛林和深山之中。他们击毙日本飞贼约1500人，而自己仅牺牲24人。
在美国空军人员在对日作战期间，有800多名美国青年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美人民的战斗情谊更体现在史迪威将军的业绩中。史迪威来华后任中美印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即身兼六职。他认为，打败日本的关键，一是组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二是使中国拥有取得外援的通道。史迪威来华期间（1942年3月5日至1944年10月20日）有三大建树：
①1942年4、5月间，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在缅甸战败后，率余部退往印度。在中国政府协助下，史迪威在印度的兰姆伽和云南的昆明、大理建立干部训练团，由美国军人担任教官，为30多个中国陆军师培养基干。他利用美国军械，装备了30多个中国师，即驻扎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在1944年5月至1945年春歼灭缅甸北部的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②在史迪威主持下，中美工程技术人员和印度工人从印度的利多到缅甸的密支那修筑一条公路，把滇缅公路连结起来。这条公路于1945年1月28日完工，并举行了通车典礼。此后美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为了表彰史迪威的功绩，这条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③1942年春史迪威率中国的两个师余部退到印度后，即对该部进行严格训练，后由中国政府补充兵员，扩编为两个军──新1军和新6军，统称驻印军，史迪威任总指挥，郑洞国任副总指挥。1943年春天，中国驻印军开始对日寇进行局部反攻，至1944年8月5日，中美联国（是年春天，美国地面部队3000余人参战）攻克缅北部重镇密支那。这个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美国飞机飞越“驼峰”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货运量猛增；它使中印公路能很快全线贯通。
4、援华与抗日：中美在战时的同盟关系
到1943年时，中国人民已进行了6年抗日战争，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
“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的联合作战。第二是承认和树立中国为主要大国，在战时和战后与西方三大盟国俄、英、美并驾齐驱，这既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所以，“战争初期，罗斯福采用的亚洲战略是着重把国民党中国抬高到‘大国’的地位”。1943年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将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内……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根据罗斯福的上述战略思想，美国除给予中国一些援助以外，还采取了一些友好姿态和行动。1943年1月11日，美中两国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年12月，美国国会又废止“不合时代的”排华法。
关于战后和平建设，罗斯福有一个设想，即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每个同盟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国际组织，但苏、美、英、中要成为“四个警察”，组成委员会（即后来的安理会）随时制止侵略行为。
为了实现罗斯福这个战略部署，在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召开的苏、美、英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敦促莫洛托夫，同意让中国参加签署苏、美、英、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即为建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奠定基础。 不言而喻，美国竭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绝不是什么慈善行为，而是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在亚洲，保持中国继续抗战，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以便在战后有一个亲美的中国，这样在北方可以抗衡苏联，在远东可以监督日本，在联合国里还可以牵制英国，而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则是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的好地方。
为了让蒋介石以大国元首的身份到国际舞台上亮相，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以便与丘吉尔一起商讨如何把日军赶出缅甸以及打败日本和战后处置日本等问题。
23日罗斯福设晚宴招待蒋介石夫妇，并作一夕长谈。
“①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中国应取得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平等参加四强机构，参加制订此类机构之一切决定。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将乐于参加四强机构及其一切决定。
⑤关于归还领土──蒋介石和罗斯福一致同意，日本强占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这应理解为，辽东半岛及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又正式宣布上述作战之宗旨，并称“我三大盟国表示决心以不松驰之压力，从陆海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这样，中国便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然而，为了与中国一起有效地联合作战，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国内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因此，美国的有识之士主张促使蒋介石联合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在1938年底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人民抗日力量增长，日寇把作战重点逐渐转向抗日根据地。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掀起3次反共高潮，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一切主张积极抗日的人们的义愤和反感，包括在华工作的一些美国人，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可为代表。
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们根据上述精神不断地向美国国务院和总统本人呈送报告，反映国共两党和中国政局的实况。所以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介石说：“如果战争要继续打下去”，蒋应当“与延安的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罗斯福在引用他父样的话时说，蒋同意这个想法，但要取决于苏联信守尊重“满洲疆界”的诺言。
为了防止中国发生内战，减少共产党胜利和苏联干涉的双重危险，美国人谋求一种使延安和重庆妥协的办法。这就是把美援分给国共两党，使它们可能都受到约束，不致相互进犯。
为了就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情实况，早在1943年6月戴维斯就建议史迪威派一个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但蒋介石坚决不允。于是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说服蒋介石同意实行民主改革，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让美国人去延安的建议。
华莱士于1944年6月18日至30日在重庆停留两周。在6月21至24日与蒋介石举行的会谈中，他直率地谈到罗斯福希望通过中国内部的政治协议和同苏联签订条约达到统一和稳定。华莱士表明，美国愿意调解中国国内的危机，但不会直接参与中苏谈判。
在国共两党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上，蒋介石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然后声明：“除非他们（中共）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地位，否则谈不上联合。”在华莱士持续压力下，蒋才同意让美国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但尽管如此，蒋还是坚持要美国人不同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联合行动。
华莱士访华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于1944年7月22日飞抵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观察组组长是包瑞德上校，团员有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等10余人。
8月2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谈话。这位已故的中共主席告诉美国人说，1937年国共两党又进行合作，但国民党不是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接受合作，而是迫于下述5个因素：①日本的进攻；②外国舆论的压力；③共产党持续增长的力量──在西安表现出来的；④中国人民的意志──抗日；⑤国民党内部的软弱──它使国民党无法打败我们。
“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延安前后，正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之时。于是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倡议，由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的部队，包括共产党的部队。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蒋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包括中共的部队）和在华美军，以抗击敌人。蒋介石自然不肯交出军权，但他也不敢硬顶罗斯福，因此采取拖延战术，在给罗的复电中表示：一，原则同意，但需准备时间；二，请罗先派一位特使来华，以协调蒋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罗斯福决定派赫尔利访华。
赫尔利一行绕道莫斯科前往重庆。在莫斯科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向赫尔利保证：“克里姆林宫既不支持延安，也不反对国民党。”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一行到达重庆。史迪威以为赫是他的支持者。9月15日，史氏晋谒蒋介石，建议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调往华南，抗击日寇。次日史迪威和宋子文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史对宋说，如果他不能马上得到充分的指挥权，如果陈诚和白崇禧不分别被任命为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他就要敦促华盛顿“完全撤出中国，另行建立基地”。
史迪威给总统和马歇尔的信也在9月16日到达他们手中。这一天，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等于最后通牒。美国总统写道：“拖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给史迪威指挥部队的全权，美援即将停止……”。9月19日，史迪威把罗斯福的这份电报亲自交给了蒋介石，恰巧打断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私下会谈。史迪威以为，他有了总统的全面支持，十拿九稳可以担任新的角色了。但史氏万万没有想到，赫尔利到达重庆以后，已秘密地主动和蒋介石合作，想方设法使蒋摆脱这位讨厌的美国将军。
9月24日，赫尔利收到蒋介石和宋子文联名写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信中表明，虽然蒋介石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出任此职。赫尔利在蒋、宋的信上附加了他自己的意见，告诉总统说，史迪威已成为在中国的中心问题，如果把史迪威调开，蒋就可能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新的主动行动。最后，赫尔利说，蒋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赫尔利本人赞成这个决定。时值美国总统竞选高潮，罗斯福希望第4次当选，他当然不愿与四大国之一中国决裂。10月18日，罗斯福决定调回史迪威。20日史迪威离华返美。
5、扶蒋与反共：国共决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史迪威罢官返美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1944年11月），是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赫尔利奉罗斯福之命，来华调解史、蒋矛盾，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但他很快就放弃了中立的调解人的立场，暴露了他固有的反共原形。
赫尔利在了解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之后，自己准备了“五点建议”，先交蒋介石。蒋授意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修改，弄得面目全非，赫就把它带到延安。在两天的会谈中，对于赫尔利带来的“五点建议”，毛泽东说明了中共的原则性不同意见。谈判结果，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协议上签字。“五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②国民政府应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③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④一切抗日武力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⑤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赫尔利在周恩来陪同下返回重庆。当他把“五点协议”交给国民党后，宋子文说，国民党永远不会接受中共的要求；蒋介石说，决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10天之后，赫尔利完全背弃了他亲手签署的“五点协议”，而向周恩来转交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其核心是中共必须交枪，把部队交给国民党政府改编，然后由政府统一指挥；唯一让步的是，中共可以“遴选”几个高级军官参加军事委员会。所以毛泽东在周恩来11月21日发给他的电报上批道：“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国。”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美蒋这种交枪阴谋。
赫尔利图穷匕首见，一方面开始清洗使馆里那些敢于如实反映情况的中国通，另方面秘密地对蒋介石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战胜共军了。”在初步“调解”国共矛盾失败之后，赫尔利于1945年2月间偕魏德迈、梅乐斯一起回国述职。这时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艾奇逊强烈地认为，国务院从赫尔利那里得不到有关中国情况的全面和客观的意见。因此他认为这是职业外交官们向政府提供情况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时候了。2月28日，谢伟思起草了一份“中国局势”的报告，以艾奇逊的名义发回华盛顿。
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官员从抗日需要出发，建议武装中共部队。但美国决策人从全球战略考虑，首要问题已经不是援共抗日，而是怎样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了。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听取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汇报时，定下的基调是讨论“共产党叛乱”问题，即如何扶蒋反共。而此时罗斯福已在佐治亚的温泉疗养（4月12日逝世），很难过问中国事务。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公开讲话，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故意把中共和军阀混为一谈。他声称中共的力量被过高估计，国民党军队才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决不向中共提供援助。
第二天，赫尔利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重庆任所，以便取得英、苏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回到重庆以后，赫尔利大言不惭地公开吹嘘美国对华政策仿佛就是美英苏三大国一致的政策，而在暗地里却加紧鼓励和怂恿蒋介石发动内战。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使用美国武器打起内战，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猛烈抨击美国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策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战，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美国以援华抗日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盟友；以扶蒋反共告终，又与中国人民对立。这就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不幸结局，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章 建国后的中美关系
5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的大背景和两国自身现实的影响下，中美关系起伏跌宕、阴晴变幻，走过了极不平常的道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一）隔绝于对峙 1949——1971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这是中美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期间中国先是一边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抗击美国后对美苏"两面出击"，美国则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和直接干涉，中美关系经历了残酷的"热战"和尖锐的"冷战"，是全面对抗的敌对关系。
一、中美五十年代的对抗：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前后，应该说美国存在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苗头，美国已经放弃了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支持，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在台湾被解放军攻陷后为蒋氏及其臣僚们寻找政治避难所。美国政府重申了《开罗宣言》的精神，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1949年2月23日，为澄清美国对台政策上的混乱，美国国务院发出了题为《关于台湾的政策指示》的第28号密令，以统一在台湾问题上的宣传口径。其中的2要求是‘强调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纯属中国的责任范围，与美国无关’。这实质上就是在默认解放军的对台湾的攻击占领。1949年前后，中国发生巨变时，美国开始以现实主义态度审视新的对华关系，在解放军攻陷南京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并没有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是与共产党进行了接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新的对华关系实际并未确定，而是在观望。应该说当时的美国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外交关系的愿望。二战后期是美苏主导世界的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受美苏对抗的影响和制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观望的就是中国的外交取向问题，是亲苏反美，还是亲美反苏，或者其他。１９４９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主要从促进中苏矛盾出发，留有承认新中国的余地，制订了比较宽松的对华贸易政策文件；１９４９年下半年，视中共恪守苏联路线的看法逐渐加强，但分化中苏关系的考虑仍使美国政府规避对新中国采取公开敌对态度。在“一边倒”方针的政策框架下，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相反与美国的关系则越来越敌对。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的全面遏制政策，并从日本、韩国、台湾至东南亚对我构筑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并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蒋介石签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而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生存和安全。中苏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共同支持北朝鲜，随后美国迅速改变其对华政策，美国认为中苏结盟是对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巨大威胁应该采取措施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攻台，进而抛出台湾问题未定论，全面否定了《开罗宣言》和美国国务院1949年3月28日发出的《关于台湾的政策指示》的第28号密令的精神；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951年1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的直接较量拉开了序幕。朝鲜战争是中美两个大国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从战场上的枪炮到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在双方都经历了巨大牺牲和损失后双方达成妥协，朝鲜战争结束，中美冷战正式开始。
1953年以后的主要对抗表现就是在外交上不接触，不谈判，在经济上美国对华实行了严密的禁运、制裁、封锁，在政治上阻挠中国统一，支持蒋介石与大陆武装对峙，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
1、在朝鲜的较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美苏两大国关系与自身的安全压力下明确表现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特别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彻底放弃了在中共大陆的幻想。进而在强权政治的习惯与朝野国民党支持者的压力下，使他不时流露出敌视新中国态度，这便是中美对峙最初的由来。政治气候已经无法回旋。
此举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对。中共在权衡台海和朝鲜问题上毅然选择将自身的注意力防在东北亚。但是美国未越过三八线以前，中国政府的态度都是克制的。直到美军跨过三八线的第二天（1951年10月8日），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在彭德怀司令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北朝军联合发起五次大规模的战役。1951年12月，大规模的军事接触停止。随后进入边打仗边谈判的阶段。在经历了诸多战场内外的斗争下，双方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于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是中美两国之间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军事冲突。它使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尖锐独立的状态达到了顶峰。中国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斗。从而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从此也奠定了中美双方近二十年不正常的对抗状态。
2、两次台海危机
朝鲜停战以后，远东局势有所缓和。中国政府开始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美国仍然继续介入台湾事务，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随着台湾海峡政治，军事风浪的时起时伏，中美两国在五十年代围绕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复杂微妙的较量。
第一次台海危机
1953年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推行“放蒋出笼”的政策并频频与台湾进行军事联合演习。1954年上半年，美台开始磋商签订旨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但由于对条约的适用范围产生一些分歧，一时还未达成协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为表明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当即作出决策，由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从1954年9月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实行“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海危机随之爆发。
1955年1月28日，美国策动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目的是通过联合国安排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当局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了新西兰的提案，但对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是持反对态度的。2月14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美台的政策，决定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1956年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对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说明。
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海峡局势开始有所缓和，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被挫败。
第二次台海危机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在大陆沿海岛屿骚扰和破坏，也为了配合中东地区反美侵略斗争，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实行猛烈的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从此爆发。
当时美国试图劝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求得台湾与流球两岛。9月3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马。显然，美国政府企图以抛出金马来换取中国大陆让步，以分割台湾与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在台湾海峡划出一条永久停火线，从而达到“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目的。然而美蒋在此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蒋介石还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共觉察后，马上改变策略，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敏锐地觉察出了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指出台湾当局若放弃金马，势必造成台湾与大陆相隔得更远，扩大台湾与祖国分裂的状态，将更为不利于统一祖国，并表明无意让蒋介石退出台湾。这样一样就离间了美台，也使得美国想分裂中国的幻想落空。
二、中美六十年代的对抗：
进入60年代以后，有几件重大事件影响着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二是美国侵略越南；三是中国国内极“左”思潮恶性发展最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应当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当时美国政界曾有人提出利用中苏矛盾调整对华关系的设想，如1966年3月13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公开讲话中赞同对中国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但是，遗憾地是，由于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对华仍然奉行孤立、遏制和封锁的政策，甚至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好战”、更具“威胁性”的国家。1965年，美国公然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把战火再次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并扬言对中国开战。美国还与苏联相勾结，企图延缓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同时，美国还以秘密军事援助支持西藏叛乱，并挑动一些亚洲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和边界纠纷，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事件”，中国与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也发生了龃龉。一时形成所谓“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当时中国领导人不仅对美国的可能入侵，而且对美苏联合入侵中国都做了准备。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一宣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即把事情放在最坏的估计上，极而言之，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胆量和志气来对付。同时，从中国方面考虑，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中国的对外政策比50年代更加强硬和缺乏理性，中国的对外战略已从“一边倒”转变为“反帝、反修”的“两条线”战略，对美政策则以对抗为主。
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1940年6月又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日本投降以后，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但是，法国殖民者却不甘心失去印支，不久又卷土重来，印支人民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抗法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就印支问题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结束法国发动的殖民战争，确认印度支那三国的民族权利。在越南，交战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越南北半部获得完全解放，从而为越南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赢得独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逐渐取代法国殖民者成为越南南方的主人，其手段就是培植代理人建立傀儡政权。为了扑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直接卷入越南战争。1961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开展“特种战争”。1965年2月，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同年3月，美国正式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迈出了美国地面部队大规模卷入越战的第一步。7月，美国军队参加地面作战，越南战争迅速“美国化”。对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作为邻国的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还在1965年2月9日，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6亿5千万中国人民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作了准备的。”中国给予了越南人民以巨大支持，这些支持除了物质的援助外，还包括总数约30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等军事力量的援助。中国军队驻在北方，使美帝国主义不敢直接出兵侵入越南北方，而越南军民能集中力量为争取南方解放而斗争。中国支持越南抗美战争，无疑是巩固中国安全的重大地缘举措，是义不容辞的。正如陈毅同志指出：“乡邻有火，要披发撄冠而往救之。乡邻有火，我们站在侧边不救，那我们还谈什么国际主义呢?”
但是，中国支持越南抗美，当时是冒着美国入侵的危险的。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宣称：今天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并说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此后中美的小规模海、空军冲突不断发生。美国还支持蒋介石骚扰大陆。对于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1965年，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由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去四句话：“1.中国不会主动调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同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对美国提出公开警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了越南的抗美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中国还拒绝了来自国际上的所有和谈建议。
三、冰冻下的大使级会谈
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中美虽在朝鲜和印支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提供了一种接触的可能。这种接触源于美对中国扣留美在华人员等问题。中国也表现出一种灵活而积极的态度。至此中美开始了一种定期的会谈机制。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使得官方非正式会谈变成了一种大使级的会谈。在长达十几年的会谈中，中美就最开始的侨民，留学生和政治间谍以及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虽然十五年中中美共进行了135次会谈，会谈的固定地点也由日内瓦迁到了波兰首都华沙。但是双方很少能在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性的意见。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怀疑冷战期间这种会谈的作用。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这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双方在会谈中都让对方直到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它对限制和缓解两国紧张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更长远的来说，这种大使级的会谈对中美的解冻也有一定的影响。
以下是曾担任中美华沙谈判中方首席代表王国权先生关于谈判的一些回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加强了我方的谈判地位
1964年10月16日，传来了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不久，莫斯科传来消息：赫鲁晓夫下台。这也增强了我方谈判的地位。难怪助手们开玩笑地说：“大使吉人自有天助！”他们还说，前任王炳南大使9年120次谈判也没碰到这么有利的谈判形势。以后的谈判进展颇为顺利，可以说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不无关系。果然，11月25日第123次谈判气氛显然不同以往，我感到柯约翰的姿态都有些异样。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已经是能够发射核弹的东方大国的代表了，美苏核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柯约翰也意识到了这点。在谈判桌上的这场心理战，我明显地胜过了我的对手。会谈开始，我先向柯约翰转递了周恩来总理11月19日致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信和我国政府11月16日向世界各国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副本。美方代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柯约翰一遍一遍地盯着我方文件细细翻看，不时向身旁助手和翻译问什么，一直未作表态。最后，他被动地说了一句：“大使先生，我将向我的政府转达王大使的文件，慎重地考虑贵方的建议。”可以看出，美方代表对我方的称呼，刻意使用了“王大使的文件”和“贵方”等字眼，而执意不用“贵国政府的文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种正常称呼，其顽固和敌视态度不言而喻。但是，中国代表团在123次会谈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和主动仗是有目共睹的。
美方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暗示
不久，第128次会谈开始了。这时的美方首席代表是美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他……接着说：“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沟通中美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他还建议中美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园林植物标本。我敏感地意识到，美国愿“沟通美中之间的联系和友谊”的姿态表现出把中美会谈推向新的领域，以获得进展的意向。事情发展正如我预料的，1966年3月，第129次会谈出现了飞跃。会谈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格罗诺斯基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字样，这是前面128次谈判当中从未出现的用语。这是美方走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次暗示。它意味着美国国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强大繁荣的新中国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初步承认。它预示着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两国处于隔绝的时代也将成为历史。我想，如果不是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许不会拖到1972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但是，我把美方这一变化报告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
（二）打破坚冰 走向建交1971——1978
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直接的威胁。它不仅在我边境陈兵百万，挑起流血冲突，并派兵进驻蒙古，而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中国。1969年2月，苏联当局在中苏边境东段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同年8月13日，苏军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新的边界流血事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反华排华，并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苏联又亲自出兵阿富汗，妄图拼凑南北夹击态势的“钳形”包围圈。1969年，苏联甚至向美国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性。据美国人回忆，苏联在1969-1970年苏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中，曾向美国建议：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问题”，后为美国婉拒。
对于苏联的核威胁，中国政府在1969年10月7日采取了严正立场，声明表示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六十年代以后国际形势以及中美的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也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就国际形势而言，这个时代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衰落，日本与欧洲经济起飞，美国的经济霸权受到了挑战。同时，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此时的美苏对抗的冷战局面中，美国已经处在了不利的地位。最有利于中美关系变动的就是中苏在六十年代的对抗已经走向公开化。在中苏爆发珍宝岛小规模冲突以后，刚上任的尼克松政府就有意试探中共的反映。中美在共同对抗苏联的问题上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尼克松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如减少第七舰队在台海的活动，并且有意取消一些对中国的禁令，在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中还说愿意派一位高级代表访问中国。
此时中国领导人在客观分析了国际形势后，也认为中美的缓和有助于缓解来自北方边境苏联的压力。中国对美缓和也采取了主动行动，1969年恢复中断的大使级会谈，1970年2月明确表示同意美国使节来华。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开始了“小球带动大球”的活动。至此中美双方人员的交往实现了零的突破。一系列的缓和终于导致了1971年7月7日至7月11日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它为尼克松的访华奠定了基础。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美国采取弃权下恢复联合国的一些权利。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宣告了二十二年的对峙结束。
中美在六十年代的局势的缓和，是彼此源于对苏联的考虑。这种利益的重叠即大三角战略共识的出现使得中美跨越隔阂有了可能性。
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经历了六年的徘徊时间。这样的局面的出现与当时国际形势以及中美两国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所至。
七十年代初，美国借打中国牌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获得了相对主动的地位，这时尼克松对在全球的战略认识又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六十年代末期。政府内部也认为应在中苏之间保持一条不偏不倚的姿态。同时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些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台湾问题，美国以什么样的方式撤出台湾。中美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尼克松原先允诺在第二任内建立中美关系由于水门事件的发生而宣告破产。福特上台后，政治的被动也限制了共和党在对华关系上难做出大的突破。1975年的蒋介石的逝世，使得美台之间还是表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美国对中国的双轨政策表现的比较明显。同时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的政治变动也推迟了中美建交的历史契机。
六年的解冻和徘徊时可以被理解的，因为毕竟这是两个曾经充满敌意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两个大国。在徘徊期间，双方还都能把握中美关系的主流方向，一步一步的扫清中美建交前的障碍。
（三）中美建交，双边关系全面发展1979年1月至—1989年6月）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近七年之后，卡特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中美建交的障碍得以排除。1979年1月1日双方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公报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紧接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先生成功访美，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1977年卡特政府执政以后，中美关系在福特政府的徘徊期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卡特政府的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等人在权衡了美苏矛盾过后，明显的加快了拉拢中国的步伐。这首先表现在台湾问题上，美台出现了一定的疏远。美国的此举博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中美的关系终于经过数年的解冻而宣告正式建交。1978年12月《中美联合建交公报》的订立为中美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美的建交大大改变了七十年代末期的国际形势。在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美关系经受了苏越同盟的挑战。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却一致未得到妥善处理，为中美关系留下了后遗症。里根总统执政初期，中美以台湾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经过艰苦谈判，两国政府于1982年发表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就分步解决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将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一问题。
至此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最后订立，中美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它是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启动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活跃，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然而认真贯彻公报精神并不是很顺利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强调：“我们今后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采取的行动中以中国在解决它与台湾的分歧方面继续执行和平政策为前提。”“我们没有同意为结束向台湾出售武器确定一个肯定的日期”。“美国的声明是同《与台湾关系法》完全一致的。"1983年2月里根总统在一次同记者谈话时称：“我们要履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如果有朝一日这两方认为他们能够以和平方式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国，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了。"美国国务院为澄清里根的谈话，发表声明称：“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将既完全遵守包括与台湾关系法在内的本国的有关法律，也完全遵守去年8月17日发表的公报条款，我们认为这两个事件并不互相矛盾。”
对此，我方作出了明确的反应，指出：“美方在公开声明中经常歪曲公报的含义，硬说只要台湾同大陆没有实现统一，美国就将继续执行它目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邓小平同志还深刻指出了当时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判断：“美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大概是，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或者认为中国方面的要求大。因此，他们可能认为即使有损于中国的立场，中国也只能接受。中国绝不能接受关系到中国主权的美国对台政策，强加于中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1983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就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所谓关于“台湾前途”的决议案提出强烈抗议，该议案称：“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并符合国会通过的法律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公报。”这个决议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决议案所说台湾问题的解决要符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也就是要符合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更是极端荒谬的。”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总统访华，显示了美国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姿态，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任总统的首次访华。4月28日，邓小平在同里根举行会谈时说：“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希望今后加强两国领导人和政府人员的交往，更多地交换意见，以便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里根在华期间以向前看的姿态发表了友好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几乎处在地球的两头，我们的语言、风俗和政治信仰可能很不相同，但是就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关键的问题来说，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没有什么距离。我们两国可以本着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携手合作。”“我们认为双方在贸易、技术、投资和交流科学与管理技术这四个方面特别有希望取得进展。”他还说：“美中两国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只要我们通力合作，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其后两国高级领导人频繁互访，加深了彼此相互的了解。1987年1月里根在提交国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美国谋求同中国建立一种密切的、友好的与合作的关系，但不缔结任何联盟”。1987年3月舒尔茨国务卿在上海谈及中美关系时说：“尽管我们两国经历了数届领导人，尽管形势在不断变化，但‘上海公报’的基本论点没有过时；中国和美国的正常合作关系是互利的；这种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共同利益的；它有利于地区稳定，有助于为我们大家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到1989年初中美建交10周年时，美中关系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外国贸易伙伴”，美国对华私人投资协议金额名列外国对华投资的首位。在这以前的1983年6月21日，里根政府承认中国是一个“友好的不结盟的国家”“并宣布将把中国列入有关出口控制的‘V组国家’，使其得到与其他亚洲、非洲和欧洲友好国家同样的待遇。”1985年12月达成的一项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协议，又规定“使巴黎统筹委员会有关对华出口的事项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1986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美方称：“中国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以及其他官员的互访，增进了双方军界的相互了解。”“美国向中国转让武器和技术有助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至于中美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
1989年2月25-26日，布什总统访华，他强调：“美国坚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在美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可以说，1989年春，是中美关系史上“蜜月”时期的顶峰。
在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前期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交流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两国的贸易额节节攀升。八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的变化，无论是七十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都是以对付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然而随着八十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中苏正常化的加快，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正在减少，两国关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八十年代末，美国便开始在人权与军控以及西藏问题上开始干涉中国内政。此时美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的幽灵又闪现出来。
1989年前后，苏联和东欧形势发生的剧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二战以来以美苏对抗的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此时中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最不稳定最为困难的前景最不明朗的时期。89年的六四风波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极为消极的作用，它使原本已经开始动摇的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大的倒退。六四后，美国带头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八九十年代之际的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它也基本奠定了冷战后中美关系基调。
（四）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 1989年6月至今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与重组。中国加快了改革与迈向世界的步伐，随着自身实力的上升，美国又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在冷战初期，美国利用人权、贸易、台湾、西藏、军售和中国加入WTO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竭力改变和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克林顿在就任总统初期还采取了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1995年5月，美方不顾国际信义公然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两国关系降到建交来的最低点。后经过双方的努力又有所修复。如1997年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互访，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破坏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后所形成的积极态势，严重损坏了两国关系。2000年两国关系又有所恢复，美国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一致，加快了中国入世的进程。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试图在对华政策上大做文章，但是911后，各大国关系出现了缓解，中美也不例外。2001年秋的上海的APEC会议以及布什的两度访华后，中美加强了在全球事务与周边事务的对话。有学者概括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是：“经历了对立——缓解——摩擦——妥协——再摩擦——合作趋势”。
在整个冷战后的十年里，美中关系经历了一波三折式的发展，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是基本贯彻遏制加接触的政策。每当中美关系想前发展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反华势力总要凸现出来，把中美关系往后拉。中美关系不断遭到毒化，从而中美形成了进两步退一步的基本局面。
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摩擦不断。1990年5月28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就布什总统决定向国会建议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发表谈话说：“妥善解决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也有助于保持和促进香港乃至亚太地区的繁荣。”钱其琛外长1990年10月在纽约发表谈话时针对美国的对华制裁和孤立政策强调：“制裁固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它同时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他说，把中美关系放到国际范围来看，孤立中国未必合乎美国的利益。”“美国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制裁等于限制了自己，对美国并不利。”
关于无条件延长给予中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虽然它作为美国对华有限制裁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关系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其后每年都差不多经过辩论都由美国总统宣布决定给予长。在老布什任期内，三次批准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克林顿上台后的1994年，美国政府试图改变对华的遏制战略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宣布延1994-1995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使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它意味着美中关系事实上有所松动。克林顿在宣布决定时说：“我要使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我们的那项政策(引者按：即于与人权挂钩政策)已不再有用处，现在是采取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一贯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置于更大和更有成效的框架之内。”“我所选择的方针使我们最有可能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成功。我们将进行更多的接触。我们将进行更多的贸易。我们将进行更多的国际对话，我们将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更深入和更经常的对话----我们将在一种气氛中对话，即这种气氛将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中美演变成为一个不仅经济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政治上越来越成熟的负责任的强国，以便人权能够得到遵守。"
在中国复关和参加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由于美方漫天要价，提出我方难以接受的要求，使我国未能在1994年内入关。随后关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旷日持久，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连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成为亚太经济发展的稳定因素并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领导人表示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认为中国需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中国应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参加是以全力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期间，在上海和香港一再表示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人权问题是美国每年借此向中国发难的一张牌，但是每次都因不得人心而遭到失败。直到1998年3月14日，美国宣布不再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议案。事实上，我们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它的正确原则对于人类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认为人权表现为历史过程，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的认识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亨有人权程度的任务，都不能置身事外；中国人民警惕有的国家借口人权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政府愿意参与国际领域的国际性对话。
1992年美国布什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成为1979年中美建交到1992年之间美台最大的一起军售。在台湾，分裂势力开始暂露头角，玩弄两面的李登辉开始露出了他分裂的真面目。1995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李登辉访问美国，突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又一个敏感禁区，李登辉在访美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分裂活动，并引起了中国的愤怒。中国的东山岛军事演习从1996年开始成为了解放军针对台海的例行军事演习，在当时中国大陆集结了大量的兵力和火力，并向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导弹试射。有消息说，当时大陆进行了实战准备，意在借演习一举攻入台湾，但是由于当时大陆军方发生严重的军事间谍案，军事计划被泄露，在加上美国航母与台湾附近海域集结，攻台计划放弃。1996年曾经是台海两岸与中美关系最危险的时期。
1995年春节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有关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的重要讲话。然而1995年6月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却使中美关系降到新低点。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论：“从1994年春天以来，两岸关系紧张，以及1995年6月发生北京----华府关系的严重倒退，都是围绕著一个中国的主轴而运转。为了修补李登辉访美的后遗症，柯林顿政府不断宣示美国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公开呼吁两岸进行和平谈判，还明言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一个中国的共识正是三角关系能不能维持稳定与缓和的主要关键。”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再次会晤克林顿总统。江泽民说：“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我们主张：一、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使中美关系的航程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得到遵守，中美关系就发展，相反，就遭挫折。三、中美两国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发展和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尊重各自的国情与选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距，以一种平等、协商和合作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他同时强调：“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提是台湾问题，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我们不希望再发生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在纽约期间，江泽民在一些场合的演讲和谈话时还说：“不久前中美关系出现的风波说明，如果台湾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就会发生麻烦。”“希望今后不再发生像李登辉访美之类的事件。”他还说：“多年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在台湾问题得到较好处理的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两国关系便波折迭起，麻烦不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中美两国关系出现停滞或倒退，都是两国人民不愿意看到的。”
1998年6月25日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有所发展，虽然在其二次任内发生了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但是从总体讲克林顿的二次任内远比其第一次上任之初温和的多，比第一次任期多了很多灵活性，对华政策有了很大缓和，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2001年1月乔治.W.布什就任美国第43任（54届）总统，上台伊始与克林顿上台之初如出一辙，仍然采取强硬的单边政策，在对华关系上不妥协，不让步，纵容台湾的分裂活动，向台湾分裂势力发送危险的信号，军事上强化对华围堵，重新调整了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2001年在南海发生了撞机事件造成中国飞行员王伟失踪。
自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关系活跃，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协作不断加强，区域合作迅速发展，与东盟，与欧盟达成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6月15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五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重大，作用日益突出，形成了新的以反控军事合作为起点的国际政治经济联盟。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也遇到了很多麻烦，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发动连续恐怖袭击，纽约的世贸大厦倒塌，五角大楼遭重创，直接造成5000多人的重大伤亡，极大的震撼了全美以及整个的国际社会。世界恐怖组织，成为了美国最为突出的新威胁，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所面对的首要任务，在反恐打击恐怖组织的过程中，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中东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配合，改善中美关系，缓和紧张局势成为了美国外交的方向，并在布什政府的二次任期内得到了体现，军事的交流与接触逐步复苏。
自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惜中美之间的友好情谊，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没有说过一句有伤美国人民感情的话。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中国方面从来不存在任何障碍。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的波折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的单方面的新冷战政策的直接后果。中美关系的波折是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１９７９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万斯曾经说过：“美中关系如不设法迈进，就会向后倒退，倒退将给美国在全球的地位造成严重的损害。"这句话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在当前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如何维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如何避免中美关系的倒退和两国战略利益的损害，如何把一个健康的成熟的中美关系带进２１世纪，这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要克服中美之间的障碍，抵制破坏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有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需要美国的某些政治家以对两国人民和人类命运前途的高度责任感，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尽快走出对华政策的种种误区，这里至少要尽快走出以下几个误区：
第一个是尽快放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是拿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当赌注的对抗性思维。过去４０年，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人类战争走到了核毁灭的边缘。如今旧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美国有些人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方式。苏联这个昔日的对手解体了，他们却要千方百计搜索和人为地制造一个新的敌手，旧的意识形态阵营性对抗不复存在了，他们却要继续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和以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异同区分敌友。这显然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坚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权利。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不可能削足适履，采用一个模式，同迈一样大小的步子。国与国的交往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和地区的整体利益。要充分认识冷战后各国利益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性和各国安全的整体性。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不一定没有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同样存在友好相处的共同的利益基础。不要做把国家根本利益放在一边而从事意识形态战争的蠢事。
第二个是尽快放弃霸权心态。时代发展了世界进步了，以往那种恃强凌弱，以大片小，以富压迫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早已行不通了。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一律平等。不要以为自己的原子弹比别人的大，自己多几条航空母舰就可以颐指迫使，仗势仆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冷战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美国更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应该对国际事务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以超级大国的实力为资本，充当世界的封建家长，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整谁就整谁。要知道强权并不等于公理，实力再强，也不会自然带来威信。无数历史事实已证明，以实力称王称霸蛮横无理，迟早要变成孤家寡人。大国要尊重小国，富国要帮助穷国，强国要爱护弱国，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平等相待，以理服人，这样才能促进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在国际事务中历来以君子之交待人。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国际准则的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强权面前不卑，在弱者面前不亢。中国不欺负任何人，也绝不会对别人的欺侮屈服。
第三个需要尽快放弃的是极端的自恋主义。要正视世界多样化的现实。多元化的美国要接受多元化的世界。色有七种，构成多彩的世界；音有七声，奏出和谐的乐章。各国情况不同，但不妨碍大家在同一个地球上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共同负责地建设一个有利于各国发展的良好环境。如果硬要将自己所偏爱的单一模式强加于人，只会人为地破坏社会政治生态平衡。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似乎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东方文化，理解剖深刻的内涵。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之一，有她的优点与长处。而东方文化历数千年而不衰，证明她有着特殊的魅力与生命力。东方文化强调整体精神，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在天人和谐、物我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群体和谐中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对我们今天建立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秩序有着深刻的启示。只有深刻理解东方文化，才能实现东西方的沟通。在不久前的一次调查中，美国国会有５０％以上的议员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中国。以这种大面积对中国的无知状态，怎么能设想他们能制定出正确的对华政策呢？
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指出：“华盛顿未能与中国建立起致力于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长期战略关系，其结果也许最终成为我们时代对外政策的悲剧。"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美国和平问题研究所所长理查德·所罗门也指出：“１９８９年至今，美国国内政治中延续着一种批评和丑化中国的普遍倾向。本人自７０年代起曾２０余次访回中国，中国国内当前的主流是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按现在的速度，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既有合作价值又具有威慑力量的强大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停止批评和丑化，以免丧失与北京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机会。"４０年代由于美国推行错误的对华政策曾使美国第一次被赶出中国大陆，并引发了"谁失去中国"的激烈辩论。今天如果美国某些政治家不迅速停止对中国的新冷战，那么美国将面临再次失去中国的危险，这一次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中国，而是１２亿中国人民的人心。
在规划２１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时候，美国领导人听一听基辛格博士的忠告是有益的。基辛格博士说：“美国政府应当重新信守其实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默契"，并要做到：“１．不再把对外政策作为一种取悦国内一些互不相容的选区的手段；２。寻找并公开承认同北京之间的某种共同利益；３．进行认真的对话来使这种共同利益具有生命力。"基辛格强调，舍此没有其他选择。美国报刊说"如果再次失去了中国，那就应当归因于那些更喜欢树敌而不愿彼此交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