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程
移民及自然环境对泉州地域文化形成的影响
课程目标：结合泉州乡土地理，加深学生对人口变化和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影响的理解；让学生学会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手段收集地理信息，尝试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和技能对地理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并把地理信息运用于地理学习过程。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个区，晋江、石狮、南安3个县级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5个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市土地面积110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52万人（不含金门县）。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的美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积淀深厚，是闽南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形成了冒险进取、爱拼敢赢、重商务实、开放兼容的独特的文化特色，而这些独特的文化特色的形成都跟移民及山多地少、海岸线漫长的地理环境特征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课时
泉州传统民居一般大门上都有“XX传芳”、“XX衍派”等门匾，首先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搜集以下有关的资料：
①自己家的门匾写的是什么？了解自己的先祖是从哪里迁移来的；
②向族内的长辈了解或查找“族谱”等相关资料，了解自己先祖大概是什么时候迁到泉州的；
③结合相关地理和历史知识，分析当时自己先祖迁入泉州的主要原因。
在调查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写成书面的调查报告。
第二课时
向学生提供不同历史时期泉州地区人口相关资料（原住民、历史上不同时期人口迁入情况、不同历史时期泉州的人口数），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调查报告内容，讨论下列问题（资料来自《泉州市志》、泉州档案馆的网页）：
①泉州原住民是什么？
②历史上有几次人口大规模迁入泉州，迁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③历史上，泉州人口首次超过百万是在什么时候？导致人口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社会、经济因素）？
④明朝时期，泉州人口逐步下降，乃至降到历史第二次人口低谷（16.99万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⑤移民对泉州地区经济、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中原文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的融会。)
第三课时
向学生提供有关泉州自然环境资料（地形、海岸线状况）以及唐宋以来，不同时期泉州对外贸易的资料。引导学生结合前两节的内容讨论回答下列问题：（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①为什么说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②分析自古以来，泉州海上贸易发达的自然和社会原因；
③海上贸易的发展对泉州人口、文化产生什么影响？
第四课时 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
泉州的语言、文学、宗教、伦理及重要的民俗，仍基本体现中原文化的要素。现在遍布泉州的门匾，如“延陵衍派”，“温陵衍派”，“锦绣传芳”等，均证明中原传统在泉州的延伸。它们不但说明现今泉州主体居民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而且强调祖先渊源的形式，本身就说明对中原文化的尊崇。中原文化是中原移民带入泉州地区的，随着移民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中原文化也成为泉州文化的主体，泉州文化实质是一种移民文化。如同世界各地的移民文化一样，进入闽南地区的中原文化在其颠沛流离的环境中经长途跋涉后，其完整程度已与本土文化产生一定差异，原有的观念、伦理、习俗亦因新环境的挑战需要加以调整与扬弃，其次，闽南原为百越之地，虽然其原有的基本文化形态被中原移民带来的更先进的文化所征服和同化，但当中原居民迁徙到一个陌生、好斗、敬祀鬼神的蛮荒之地后，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入乡随俗心理。百越人的部分习俗也为中原移民所接受，成为泉州文化组成部分。泉州人祭祀鬼神、图腾之风特别盛行，相信是受百越族人的影响。玉皇、关帝、观音、佛祖等中原人民敬祀的神佛仍为泉州人广为奉祀，而山石、大树、蛇、虎、虫、蝎，也成为祭祀的对象。显然受百越人对自然物崇拜的影响，古代泉州人以其和平宽容的襟怀气度，海纳百川、梯航万国、贸迁四海，使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枢纽港口，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形成了开放的海洋文化。它们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交汇融合，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互动在古代泉州曾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多种文化在此交流与共处，逐渐形成极具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在前面三节课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由所提供的材料或网上从泉州方言、泉州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建筑等方面探究泉州多元文化的形成。
通过一些实例说明为什么泉州方言与古汉语、古越语和从东南亚等地舶来的一些词汇说明是多种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
通过分析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说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泉州成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
通过介绍不同时期泉州民居特色的变化，说明泉州文化是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交汇融合而逐渐形成的。
第五课时 冒险、重商、开放的人文精神
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交汇融合 也形成了泉州人敢冒风险、勇于拼博、重商务实和开放的人文精神。由学生通过查实例说明。
１、冒险与进取精神
百越族的抗争精神、移民行为本身所激发的好斗与进取精神，迁离祖居地所需的叛逆意识使泉州人养成离经叛道、铤而走险的民俗。这种习俗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结合，形成泉州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冒险与进取精神。对中心与权威的游离，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这种边缘文化形态外化的最有价值的民性。相对闽省其他地区，沿海泉州人更少循规蹈距，更具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的独立自主精神。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闽南人为走私的主力，其走私网络遍布东南沿海，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有海沧、月港，泉州有安海，福宁有铜山，广东有南澳、香山，浙江有双屿、烈港、舟山等，“各海澳僻，贼之窝响，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⑤明清时期的冒禁下海走私，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漳泉人从事走私贸易与率先与台湾贸易，都体现了闽南人“铤而走险”精神，非有一搏生死之意志不敢为之。即使在大陆“文革”时期，晋江石狮人也体现这种精神。在全国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晋江石狮人仍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做生意”，当时“石狮街上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９９３个，日成交额达６０万元”。⑥台湾中小商人在世界各地的闯荡，更展现闽南人一往无前的逐利精神。今天，“敢拼会赢”成为泉州人
２、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
相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信条，闽南人更重事功实利，具有强烈的务实逐利心态。由于移民传统的影响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闽南人的价值体系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而闽南人崇尚工商的习俗应始于宋元时期，形成于明清封建皇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之际，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西方重商主义受到新贵族与皇室的支持，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闽南人民的重商主义，却屡受中国政府海禁和抑商政策的摧残。直到改革开放年代，闽南地区的重商主义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边缘文化形态派生的特色之一。
闽南地瘠民稠。戴云山之东南至海，多为丘陵山地，除漳州平原外，多为赤土黄沙。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崇尚商工的传统，正是闽南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闽南地少且贫瘠，生存空间狭迫，民以海为田，赁海为市。宋末元初，泉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至明代泉州港淤塞，月港及安平、东石等小港继之。诸港的繁荣，既是闽南人民世代浮瀚海、通异域所致，也培养了他们的经商传统。闽南沿海人尚贾，十家而七，或坐地列市，谋求微利，或贩运货物，通内地与海外。农、儒、童、妇，皆以贾为荣。商贾的活跃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磁灶的陶瓷器制作闻名海内外，畅销于东南亚；安海的纺织业也颇有名气，所谓“巷女能成苎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明人何乔远所录“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载明代安海镇人尚贾之盛况；“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寇绅等一大邑。仅为积压转贩之小贾，继之行旁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进而为中贾，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转毂千万计，而成富豪之大贾矣。”
重商趋利与铤而走险的精神结合，使闽南人在通商逐利时特别的无所畏惧。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做“杀头生意”著称于世，明人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重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闽南人的重商逐利本性再次被充分激发。闽南重商精神的表现，在于民众普遍的经商意识。百万晋江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８０年代初，就有小个体企业上万家。改革开放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现在泉州市管辖的４市４县（安溪、永春、德化、惠安县；南安、晋江、石狮、泉州市鲤城区），其ＧＤＰ产值占福建２６％，人口仅占１６％，⒄而泉州市是福建国家投资最少的地区之一。如以泉州沿海的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和鲤城区计，则人口只占福建的１０％，总产值占25％，近１０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２０％。
闽南人的重商意识，还表现于“老板意识”，即都想当“头家”，不想当“伙计”，所谓“泉州人个个猛”，“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等流行古今民谚，都是民风的绝妙反映。
３、兼容性与开放性
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中国北方和内地，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早在明清时代的闽南，社会思潮已萌发重商意识。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传统儒家文化的“鄙视商贾”也并不居于支配地位，社会思潮表现出对商工的宽容。李贽在《又与焦弱侯》的信中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种，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光缙在《景壁集》中，甚至主张儒者为贾，“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 泉州社会价值观，明显表现出与内地的差异。明代万历时在福建为官的江南人王世懋对比了福建内地与沿海的这种差异，他在《闽部疏》中写道：“闽西诸郡人皆食山为足，为举子业不求甚工。漳泉海隅，其人以业主为不赀，以航海为恒产，故文则扬葩而吐藻，几三吴：武则轻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人畏也”。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他们唯利是趋，“舍祖宗之丘墓，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处于天尽海飞之地”。⒇至少在宋元时期，闽南男儿就视出洋为正途。明清时期，闽南人移民海外络绎于途。据福建省统计，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５４０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５５％。如以泉郡计，则其海外移民相当于本地人口的８０％。(21)闽南海外移民为求生存和发展，需有主动适应异地环境的心态和能力，培养兼容和开放的精神。明代后期以来的海外移民活动更为闽南文化注入异域文化的活力。尤其是近代以来，闽南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直接参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有的人还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闽南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众多，其数量超过本地居民，且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西方文化较早经过闽南海外商民进入闽南地区。闽南不仅生活习俗深受海外影响，其语言文化与价值观念也与中原地区发生微妙区别。如老一辈所说的“拐杖”（Ｄｏｎｇｋａｉ）、针车（Ｍａｇｉｎ）、肥皂（Ｓａｍｍｕｅｎ）等词汇，均来自西文ｓｔｉｃｋ、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ｏａｐ。外来词汇对闽南的影响力就如现今粤港词汇对全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市场意识对闽南地区的渗透。西方的格言“生意场上无父子”，在侨乡广为流传，这是对儒家传统学说典型的否定。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如股份公司）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流行于闽南。闽南第一批现代企业及最早的市政建设，都出自于华侨之手。闽南的乡土文化习俗，有着浓郁的西洋特色。其生意活动，更贯穿了“经济关系高于一切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的西方市场经济原则。这种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是闽南人务实精神与蔑视正统的体现。
